1988年6月至1990年4月，習近平同志任福建省寧德地委書記。那時的寧德，經濟總量排全省最末，俗稱“閩東老九”，全地區(qū)9個縣有6個是貧困縣，是全國18個集中連片的貧困地區(qū)之一。正是在這樣一個“老少邊島窮”的東南沿海欠發(fā)達地區(qū)，剛滿35歲的習近平同志以深入調研起步，以建立“四下基層”制度開局，提出“弱鳥先飛”理念，倡導“滴水穿石”精神，把工作重心放在改善寧德基礎設施和人民生活水平上，下決心帶領閩東百姓擺脫貧困。 在寧德市坦洋村，一座距今有300年歷史的廊橋默默見證了茶葉貿易的經久不衰。橋旁，一個水滴狀缺口的石頭藝術品默默地向外界傳遞著閩東人民“滴水石穿，久久為功”的精神。坦洋村的村支書李欽告訴記者，近幾年，坦洋村村民每年的人均收入可以達到13000元以上，這個水平要遠遠超過福安市的人均收入。而能夠取得這一成績，和習近平總書記就職寧德期間，對坦洋村的幫助密不可分。 1988年，剛剛履職寧德地委書記的習近平來到坦洋村調研。在對村子的情況作了豐富詳實的了解后，他提出了鼓勵坦洋村因地制宜大力開發(fā)茶業(yè)經濟的建議，在他的指導下，福安坦洋工夫茶葉有限公司成立了。 在《擺脫貧困》一書中，習近平曾濃墨重彩地指出，“閩東要想從根本上脫貧致富，就必須走一條發(fā)展大農業(yè)的路子?！?透過文章的描述不難發(fā)現，閩東當年不僅工業(yè)發(fā)展緩慢，同時又面臨財力弱、資金少的困局。這些類似的情況也是如今不少中西部貧困地區(qū)的“通病”。 如何破局？習近平認為，在整個國家的宏觀格局內，必須有獨到的“閩東思考”。 《擺脫貧困》一書中記錄了習近平總書記這樣一段講話，“對于經濟比較落后的地區(qū)來說，她的發(fā)展總要受歷史條件、自然環(huán)境、地理因素等諸方面的制約，沒有什么捷徑可走，不可能一夜之間就發(fā)生巨變，只能是漸進的，由量變到質變的，滴水穿石般的變化。如果我們一說起改革開放，就想馬上會四方來助，八面來風，其結果，只能是多了不切實際的幻想，少了艱苦奮斗的精神；如果我們一談到經濟的發(fā)展，就想到蓋成高樓大廈，開辦巨型工廠，為追求戲劇性的效果而淡漠了必要的基礎建設意識，那終究會功者難成，時者易失！” 顯然這樣的思考把準了寧德的“脈”，而其思考的結果正是多功能、開放式、綜合性方向發(fā)展的大農業(yè)構想。 構想是美好，真正的脫貧還需要閩東人民的奉獻與付出。習近平總書記深刻地認識到，建設好貧困地區(qū)的精神文明至關重要。因此，他提出“立足于閩東的實際，把思想道德教育和科學文化建設貫穿于脫貧致富的整個過程”。 1988年后，寧德開始在“樹立精神文明支柱、抓精神文明細胞建設”方面，在抓精神文明建設目標責任制、軍警民學雷鋒共建精神文明方面，在抓社會治安治理、開展“掃黃打非”“除六害”方面下功夫，并所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績。 同時，一場科技興農的風暴也在寧德的廣大農村拉開序幕。大批科技人員進入農業(yè)主戰(zhàn)場，開展技術咨詢、技術轉讓、技術培訓、技術市場等方面的有償服務。農業(yè)院校為農村培養(yǎng)出一批“留得住、用得上”的農技骨干，造就一代新農民，使他們成為農村脫貧致富發(fā)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帶頭人。 這場風暴不禁讓人想起了在大洋彼岸一個名叫舒爾茨的諾貝爾經濟學家，在同時期提出的一個重要經濟學論斷，“脫貧經濟學”。該論斷看來，農業(yè)是經濟增長的原動力，會對國家經濟發(fā)展作出重要貢獻。同時，人力資本在農業(yè)發(fā)展中起基礎性作用，人力資本投資的收益率往往會比其他方面的投資要高許多。 為此，舒爾茨建議世界各國尤其是發(fā)展中國家，要充分重視農業(yè)的發(fā)展，并且要通過發(fā)展學校教育，提高農民的知識水平，降低推廣農業(yè)技術的成本，提升農業(yè)生產率。 毋庸置疑，習近平總書記的寧德定理與“脫貧經濟學”的要點暗中契合，不同的是寧德定理是基于閩東思考在東方土壤之上結出豐碩果實，堪稱“脫貧經濟學”的東方版本。
